战国时期，是一个百花齐放、人才辈出的“大时代”；几乎无规则的惨烈竞争，催生了令人目不暇接的思想家、谋略家以及军事统帅。但在这些才俊中，既能率领千军万马杀敌建功、又能著书立言影响千年，配得上“军事家”头衔的，只有吴起和孙膑二人。

但“善始者众，善终者寡”，堪称时代骄子的“孙吴”，也未能逃脱这一规律。对于吴起的结局，各类史书中交待得明明白白：他在楚国推行的变法，一度让“诸侯皆患楚之强”；但由于对既得利益者带来了巨大损害，让他最终死于贵族们的刀箭之下。

而孙膑的结局则相当蹊跷：马陵之战后，齐国强盛一时，而孙膑本人则“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但在其后，他就彻底从各类战国史料中消失了，如同人间蒸发了一样。

难道真如一些观点所言，他在其后功成隐退了吗？非也，根据后来的蛛丝马迹以及后世的史书记录来看，孙膑很大几率被齐国君臣杀害，成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规律的牺牲品。

《战国策》、《汉书》透露，孙膑落入了与吴起、商鞅、李斯等人一样的结局《战国策》序言中称：

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

此序的作者是北宋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曾巩，这段话表达的意思是：

在战国时期，人们抛弃了周礼、王道，醉心于四处游说、投机取巧；所谓的权谋、谋略，虽为他们带来了一时的好处，最终却也造成了反噬效果；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些人，因自己的诈谋而丧失性命；而任用他们的各国，最终也难以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

而我们知道，苏秦、商鞅、吴起、李斯均死于自己所服务的政权之手，也就是说，孙膑也未得善终。

而《汉书· 刑法志》则描绘得更加直接：

雄桀之士因势辅时，作为权诈以相倾覆，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擒敌立胜，垂著篇籍……孙、吴、商、白之徒，皆身诛戮于前，而国灭亡于后。报应之势，各以类至，其道然矣。

诛戮，就是被诛杀。吴起被楚国贵族的乱箭乱刀砍死，有些史书中甚至称楚肃王还将他的尸身车裂（可以理解为五马分尸）；商鞅被秦军杀害后，尸体被带往咸阳，同样遭受了车裂之刑；白起则被秦昭襄王赐剑而死。而《汉书》的作者班固称，这些人玩弄权术，最终自己也难逃死于非命的下场，可谓咎由自取、报应不爽。可见，根据他的说法，孙膑同样是死于非命，说不定场面还有些惨烈。

而如今一些观点声称，孙膑晚年辞官回归故里，专心于著书立说；齐王不仅时常派人来探望他，还为往来频繁的官员们专门修建了驿站；其后，这里一步步成为朝拜圣地，甚至还发展成了驿站城。

不过这种说法，像极了那些导游们口中的历史趣闻；为了增加名胜古迹的吸引力，他们往往投游客心头所好，根据野史整理出一些故事，让人们听得津津有味、大呼过瘾。历史往往比传说更真实，也更残忍。即使抛开以上史书记录，我们结合其后的战国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也能得出更加接近真实的结论。

面对现实的压力，齐国不可能让孙膑全身而退首先，顶级人才，是各国的核心资源，特别是军事人才。孙膑这样的军事家，任何诸侯国都不会将其束之高阁，更不会让其流入他国。

战国之争，本质上是制度和人才的博弈，成名的人才想要投奔他国，并非易事。魏国虽是头号人才流出大户，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对人员外流视若无睹：吴起之所以能顺利逃到楚国，得益于他身为西河郡守、掌握一方大权的特殊优势；公孙鞅外逃时，只是一个济济无名的中庶子；范雎、孙膑出逃时，则都是躲在外国使者的马车中，费尽心机方才得逞。

而那些已经名满天下的人才想要主动离开本国，其难度无异于登青天。我们都知道，商鞅逃出秦国受阻，是因为他自己设立的户籍制度；但这一制度，正源于春秋时期的齐国。张仪成功离开秦国，则是编造了一个挑拨齐、魏两国相争的谎言。而失宠的范雎，史书记录他死于封地，也有史学家认为他被秦王所杀。

总而言之，翻看战国时期顶级人才的经历，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在那个时代，功劳与能力是柄双刃剑，个人的才华与结局往往成反比。他们要么落入“兔死狗烹、功高震主”的境地，要么被所服务的国家榨尽最后一丝价值方才罢休。尤其像孙膑这种能够以一己之力扭转战局的军事奇才，堪称那个时代的“大杀器”；想隐退修仙/回家种地？谁能保证他不会被别国挖走？况且，那时的齐国迫切需要军事人才。

其次，在马陵之战后，齐军的战斗力急剧下降。

齐国虽能连续在桂陵、马陵击败强大的魏军，但这并不意味着齐军的硬实力强大。

齐技击、魏武卒、秦锐士、胡服骑射后的赵军，这四者是战国精兵的代表。其中，齐技击创立在春秋时期，是最早的职业军人。但在进入战国后，随着各国对军队职业化的重视，齐军的弱点越发明显：

第一，与秦、魏等国爵位与物质双重奖励并重不同，齐技击享受的回馈集中于金钱及物质，而当齐人普遍越来越富时，作战的动力随之下降；

其二，齐国民风较差，“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於众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与“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秦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样的民众组成的军队，灵活有余却纪律松散、狠劲不足。

因此，荀子说：“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而齐军之所以能在桂陵、马陵击败魏军，绝大部分是孙膑的功劳。他利用魏军对齐人多年来形成的轻视：“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抓住对方急于回师的心理，结合地形的优势、以逸待劳，将不可一世的魏武卒打落神坛。

而在马陵之战后，齐军的战斗力则迅速下滑。公元前334年，南方的越国作势大肆伐齐，被齐人一番忽悠掉头攻打楚国；第二年，楚军大举北上，在痛殴魏军后，挥师东向，一路势如破竹、兵峰直抵徐州，齐王不得不请求纵横家陈轸出马，晓以利害，才劝退楚军统帅昭阳。

被越国盯上、被楚国胖揍，齐军完全没了马陵时的威风。这个时候的齐王会放孙膑隐居？估计只有小学生才信。只有一个可能，此时的孙膑已死，而且是死于内斗。

成也田忌、败也田忌当初孙膑从魏国逃往齐国后，投奔到齐国贵族、名将田忌门下，并得到了对方的优待。其后，在一次上流阶层的赛马活动中，田忌采取孙膑的计策，从齐王那里赢到了千金；紧接着，他借着这个机会，将孙膑隆重介绍给齐王，帮助这位身体残疾的门客一跃获得军师之职。

而接下来，孙膑的所有成功，都与田忌息息相关。公元前353年，田忌采取孙膑“围魏救赵”的计策，在桂陵大破魏军；公元前341年，这二位搭档故技重施，“围魏救韩”，在马陵歼灭魏武卒主力、俘虏魏国太子魏申。

可以这么说，在养士之风浓厚的的战国时期，田忌既是孙膑的贵人，也是他的主人，两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但不断的建功立业，也为田忌带来了烦恼。当时的齐相是邹忌，正是在此人的建议下，齐威王大刀阔斧推行了吏治改革，使齐国的实力得到了大幅提升。但出于对权势的掌控欲望，“两忌”之间却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战国策》中称：“邹忌为齐相，田忌为将，不相悦”。出于对田忌战功的嫉妒，邹忌和他的心腹公孙阅长期在齐王跟前进谗言，这也让田忌惴惴不安。

而孙膑也积极的为田忌出谋划策。在从马陵回师的途中，他建议田忌趁着大军在握的机会，挥师直杀临淄：

使轻车锐骑冲雍门。若是，则齐君可正，而成侯可走。不然，则将军不得入与齐矣。

即从临淄西门杀进宫城，控制齐王、干掉成侯邹忌。但这么狠辣的策略，并没有被田忌采用。

而接下来的事情走向也一如孙膑所料。邹忌为了除掉田忌，派人假装后者的手下、在大街上公开找人占卜：“我，田忌之人也。我为将三战三胜，欲行大事，可乎？”。成大事，也就是要当齐王，或者说控制齐王。

“功高震主”，是所有君主的“七寸”；百口莫辩的田忌在愤怒、惶急之下，带领自己的门客们攻打临淄，最终兵败逃往楚国，齐国的大权如愿落入邹忌之手。

直到公元前333年，齐国面临楚军的徐州之围后，田忌才被从楚国召回。但在此后，他再也没有拿得出手的战绩；齐国的所有战事，都没出现过他的名字。

因此，结合《汉书》及《战国策·序言》中的观点，笔者认为，孙膑极有可能在公元前341年田忌攻打临淄事件中被杀。

毕竟，他曾在事前建议田忌先下手为强，这属于赤裸裸的叛乱之举，史书中能记录在案，说明此事必然已为他人所知，邹忌、齐王都不会容忍提出这种主意的谋主；

其次，“田忌率其徒攻临淄”，孙膑难以独善其身；而且作为一名残疾人，他很难像田忌那样利索的逃走；就算他能逃走，那接盘的国家中，为何没有出现他的相关记录？这可是一位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军事天才。

从本质上而言，孙膑之死，是一起“功高震主”引发的政治斗争事件。田忌后来能被召回，因为他是田氏贵族；而按照古代政治斗争的一贯作风来看，这一事件总会找到责任人背锅。最合适的“背锅侠”，邹忌一方可能是公孙阅，田忌一方，当然首推军师孙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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