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滨逊漂流记》是英国作家笛福的名作，不过多数国人并不知晓的是，笛福其实还有一本《鲁滨逊漂流续记》，只是这部作品对中国十分不友好，因而也并不出名。
在《鲁滨逊漂流续记》中，笛福设定的主人公鲁滨逊来到中国，其中几乎用尽了各种污损贬低之言，在其眼中，中国就是一个崇拜怪诞偶像的异教徒国家：
“那里的百姓怀着强烈的错觉，崇拜魔鬼，匍伏在怪物、风土水火、形象可怖的动物或怪兽的图像或雕像面前。我们经过的每一座城市，都有各自的宝塔、偶像、寺庙，而无知的人们甚至在崇拜他们亲手制造出来的东西。”
在之后出版的《鲁滨孙沉思录》中，笛福继续攻击中国的儒学和宗教，说儒学不过是把政治、道德和迷信纠缠在一起的胡言乱语，还不如印第安人的异教信仰来得完整实。
此外，笛福还借着鲁滨逊的口大肆攻击中国的偶像崇拜：
“被人们誉为有识见、天赋伟大的中国人，其实深陷偶像崇拜的污泥中无法自拔。他们顶礼膜拜的偶像狰狞可怕，形态怪诞，其唯一作用是将一大堆乌七八糟、可怕而又可恶的观念装到偶像崇拜者愚蠢的脑子里。”
类似的攻击在《鲁滨逊漂流续记》与《鲁滨孙沉思录》中比比皆是，其情绪之激烈、思路之离奇，几近于癫狂与谩骂。
与此同时，笛福却又在小说中一再强调基督徒的文明善良：“信奉基督教的国民，待我们只会好，不会差；只会有好处，不会加害我们的。”（是吗？）
为此，当鲁滨孙路过台湾岛时，其认为当地居民的文明和善、谦恭善良都是荷兰新教传教士带来的影响。
当然，笛福对中国的仇视与黑化也并不是没有原因。
17世纪中期，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进入欧洲后风靡一时，受到上流社会的极大欢迎，而中国的儒家学说、园林艺术也在欧洲刮起了“中国旋风”。
如当时英国的坦普尔爵士、自然神论者柯林斯、廷德尔，还有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也都在自己的作品中推崇中国的儒家学说、开明君主和文官考试制度等。
当然，凡事有起必有落，有兴起就有反弹。在这一片揄扬声中，欧洲也不乏诋毁中国的声音。如威廉·尼克尔斯在《有神论者的对话》中攻击中国的宗教和道德，乔治·安逊在《环球航行记》中称中国的文字笨拙、人民麻木不仁等等，笛福只是其中的一个。
某种程度上说，笛福对中国的仇视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其严苛的清教信仰、二是重商主义思想，三是民族主义情绪。
笛福1660年生于伦敦的一个屠夫家庭，其家族都是清教徒，而当时欧洲传播中国知识主要是耶稣会士，后者隶属于天主教体系，正是清教徒的抨击对象。
在《魔鬼的政治史》中，笛福甚至把那些颂扬中国的耶稣会士看成魔鬼的团伙，并不无嘲讽地说：
“勤恳刻苦的耶稣会教士们似乎比‘中国的魔鬼’智高一筹，所以他们狡猾地同当地的那些儒士妥协，使耶稣基督与孔夫子协调一致，让人觉着中国人与罗马的偶像崇拜似乎能够结合在一起并行不悖，中国人和罗马人最终将成为很好的伙伴。”
此外，笛福本人是对外贸易与重商主义的鼓吹者，而重商主义强调财富在于金银的积累，一个国家要变得富强，就应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
在其生活的时代，由于“中国风”的影响，英国每年都要进口大量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而英国商品在中国市场极其有限。由此，英国金银大量外流。
对此，笛福显然十分不满，其认为英国进口的那些毫无必要，只是白白浪费白银，而中国的丝绸与棉花只会危及英国赖以发展繁荣的羊毛产业。
出于这个原因，笛福借着鲁滨孙之口对中国瓷器大肆丑化，说中国瓷器的精美只是因为原材料好，而并非工艺有多出众。
此外，笛福不无酸意地说：“瓷器只是中国的异能之一，让他们超群出众好了”，“但我相信，他们夸口的本事也超群出众”。
除了宗教和贸易因素，笛福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是其有意贬低中国的助力之一。按英国大主教阿尔曼的说法，“上帝是一个英国人!”
既然英国人成为上帝的选民，那么其他民族都不足为道了。
如在《鲁滨孙漂流续记》中，笛福批评法国人理性不足，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坚强不够，唯独英国人“遇到困难时比他碰到的任何人都镇定自若”。
如此，在笛福眼里，遥远的中国更是等而下之，由此全方位贬斥中国而处处抬高英国的写法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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