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派就是维护美国所谓的民主制度的派别，或者这一群人，实际上这也是美国近几十年经常拿来向全世界炫耀的东西，经常拿这个作为干涉别国内政和惩罚其他国家的借口，同样也是美国称霸全球的利器，也是维护西方政治联盟的重要途径，所以美国的建制派是占多数的，至少在特朗普上台前是这样的。特朗普不得不说是美国政界的另类，不按套路做事，谎话连篇，打泼耍赖，用词极端，不顾吃相，不顾信誉，不顾脸面，贼胆包天，但是能够拉近与老百姓的距离，因为官话套话老百姓不爱听，听不懂，所以很多人喜欢特朗普。但是不是说建制派不撒谎，不极端，不无赖。。。所以建制派和特朗普的区别在于–建制派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的西装革履，文质彬彬，看上去体面正经，实质是笑里藏刀。特朗普属于直肠子，更像我们周围的平常人，喜怒哀乐，随性，“不修边幅”。但是对于美国以外的国家来说，两者没有区别！说不上谁更好。

2020年大选之后，象征着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特朗普输给了拜登。拜登上台后，美国政治能否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为回答这一问题，作家、记者安德鲁·马兰茨 (Andrew Marantz)于2021年5月24日在《纽约客》(The New York)上发表了《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政治时代吗？》(Are we entering a new political era?) 一文。文中，作者通过介绍民主党内部的新兴左翼派别“正义民主党人”如何从成立到发展壮大、取得国会席位并提出“绿色新政”的过程，以此展现了近年来美国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风向变化，以及新兴的进步主义左翼团体对政治风向的判断和在政治风向变化中所起到的作用。下面这段作者写在正文开始前的话，概括了本文的主题：“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的秩序似乎正在崩溃。年轻一代的行动主义者们(activists)正努力确保这一旧秩序被进步民粹主义(progressive populism)而非法西斯主义的右翼(fascist right)所取代。”

去年6月，在哈德逊河河畔的扬克斯市(Yonkers)，当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正处于危机之中、却很少有人知道该怎么办时，一些来自一个名为“正义民主党人”(Justice Democrats) [注1]的小型组织的成员，在一个餐厅的露台上举办了集会。“正义民主党人”是一个新兴派别，由一群年轻的行动主义者组成，该组织致力于把民主党、乃至整个政治光谱(political spectrum)都推向左翼。那是一个微风轻拂的周二夜晚，国会初选(congressional primary)的投票刚刚结束。成员们保持着社交距离隔空相拥，在不停地摘戴口罩中啜饮着鸡尾酒，但这些都掩不住他们的兴奋和激动——毕竟无论选举成功与否，今晚的活动都很合适，因为这是自新冠疫情导致的封锁(lockdowns)开始以来，成员们第一次在线下会面。一个由装饰彩灯和松木板制成的空讲台上，有一个印有候选人名字的标牌，上面写着：贾马尔·鲍曼(Jamaal Bowman)。鲍曼现在应该仍在外参加竞选活动，在拥挤的投票站中敦促选民们排好队按顺序投票——至少，在这里的成员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他身边没有工作人员，他的手机也没电了。

鲍曼的目标，是取代在国会中代表威斯特彻斯特 (Westchester)南部和北布朗克斯区(the North Bronx)的议员艾略特·恩格尔(Eliot Engel)。自1988年当选以来，恩格尔没怎么在改选(reëlection campaigns)中碰到激烈的竞争，因而他轻松地连任了15届。但他已经是一个73岁的白人老人了，相比之下，他的选民相对年轻，种族也更加多样化。同时，他也是一个温和派民主党人(moderate Democrat)，在军事和财政上做派强硬，接受了不少公司的政治献金——尽管他所代表的地区正在变得更加进步主义[注2]。在其中看到可趁之机的“正义民主党人”，怂恿鲍曼针对恩格尔发起一场胜算不大的竞选运动。鲍曼是一个年逾四十的中学校长，也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 (Black Lives Matter) [注3]和环境正义运动(environmental-justice movements)的热心支持者。“我自认为是一个黑人教育家，”他在接受“拦截者”(the Intercept)的视频采访时说，“但我的政策与社会主义者的是一致的，”他咧了咧嘴、耸了耸肩，“所以我想，正是这一点让我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

“正义民主党人”的使命，是在华盛顿容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推动左翼民粹主义(left-populist)立法，而想要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知道，华府所能接受的立法程度部分取决于谁能当选。该组织招募了一些进步主义者(progressives)——其中许多是没有政治经验但“有特别之处的普通人”(extraordinary ordinary people)，让他们与国会中一些最有权势的人进行初选竞争。在2018年的第一次努力中，它以微薄的预算帮助几十名候选人参与竞选，除了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以外，其他人都失败了。事实证明，她是该组织运转模式的有力验证。如今，国会中“正义民主党人”的盟友大约有10名——当然，这取决于你用什么样的计算方式。

在众议院选举中，超过90%的现任议员获得连任。“正义民主党人”坚信，重塑民主党的最有效方式便是破坏这种模式，给温和派一个不容忽视的理由来保护他们自己不受左翼攻击。“对于进步主义运动来说，告诉政治家‘如果你这样做那可真是太好了’是一件事，”该组织的执行董事亚历山德拉·罗哈斯(Alexandra Rojas)告诉我，“但对他们说，‘看，如果你想保住工作，你应该这样做’则是另一件事。”这种反叛的做法导致两党的建制派人士(establishment figures)都将“正义民主党人”及其同类组织视作茶党翻版(Tea Party of the left) [注4]。成员马克斯·伯杰(Max Berger)说：“如果这种评价意味着他们将我们等同于那些想要炸毁政府或走向威权主义的白人至上主义者(white-supremacist)，那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是在侮辱和愚蠢地误读我们正试图做的事情。但是，如果这意味着他们认为：尽管我们是无名之辈，在几年内，民主党或是共和党会实施我们的议程，而且我们的议程能促进多元种族民主制度(multiracial democracy)、给人们提供就业机会并帮助避免气候危机。那么，我乐意被称作茶党的左翼翻版。”

背景人物从左到右分别是桑德斯、奥巴马和里根。前景人物从上到下分别是奥卡西奥-科尔斯特、鲍曼、罗哈斯和冈恩-赖特。Illustration by Alex Me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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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民主党人”和其他志同道合的组织一起，组成了一个正在发展壮大的左翼群体。其中包括“日出运动”(Sunrise Movement)气候行动组织、“进步数据”(Data for Progress)投票组织、“新共识”(New Consensus)智库、“我们共同的梦想”(United We Dream)移民权益组织，以及一个名为“势头”(Momentum)的专门培训组织者的机构。他们的标志性提案便是“绿色新政” (Green New Deal) [注5]。“绿色新政”是一个庞大的立法议程，旨在十年内让美国经济脱碳(decarbonize)、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并在完成上述两项任务之后，提供全国性的就业保障和全民医保。作为主要倡导者之一的丽安娜·冈恩-赖特(Rhiana Gunn-Wright)说：“我们当然可以制定一个完美的政策实施计划，但如果它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体系，那我们就会被剔除出去。因此，当我们为自己的想法辩护时，我们也在试图推动这个体系（做出改变）。”2016年，没有什么人会讨论“绿色新政”。这个想法倒霉地徘徊在立法边缘，并日渐式微——它并非不受欢迎，但也没有引起争议，简言之，无人在意。但到了2020年的总统初选时，26名民主党候选人中有20名支持该法案。“对于任何人来说，尤其是对新团体而言，几乎从没有人想过，自己的想法能够如此迅速地被广泛认同，”2016年曾任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新闻发言人的布莱恩·法隆(Brian Fallon)最近和我说道，“许多地位非常高的人，包括总统亲信，已经注意到从前被低估的‘绿色新政’了。”

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正在做关于“绿色新政”的演讲。（2019年2月7日摄于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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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的国会选举中，“正义民主党人”和鲍曼一起支持了四位候选人，他们分别是：身兼护士和圣路易斯市(St. Louis)“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组织者二职的科里·布什(Cori Bush) ，德克萨斯州拉雷多市(Laredo)年仅26岁的律师洁西卡·西斯内罗斯(Jessica Cisneros)，以及马萨诸塞州西部一名年轻的、已出柜的同性恋市长艾力克斯·摩士(Alex Morse)。他们都在深蓝选区(deep-blue districts)参选，那里唯一有点竞争的选举只有民主党的初选。最初几个月，在纽约的第16选区，恩格尔遥遥领先；尽管随着初选日的临近，鲍曼开始领先，但恩格尔在最后一刻得到了希拉里、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和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支持。当鲍曼出现在扬克斯的聚会上时，他看起来信心满满；他当时的演讲，更像是在发表胜利宣言。他说：“我迫不及待地想进入国会，去给那些长期维持现状的人制造点麻烦，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异于在谋害我们的后代。” 最终，他以多出恩格尔15%的选票获胜。最近，我问鲍曼，他的胜利在多大程度上能归功于 “正义民主党人”和“日出运动”的帮助，比如竞选咨询、志愿者们的电话拉票(phone-banking)、辩论准备，以及其他实物帮助。“满分10分的话” 他答道，“我给25分！”

夜幕降临，派对开场。“进步数据”的执行董事肖恩·麦克尔威(Sean McElwee)把“正义民主党人”的罗哈斯和通讯主管瓦利德·沙希德(Waleed Shahid)堵在角落听他讲他的研究。麦克尔威一直在研究人口统计数据，他相信，圣路易斯的候选人布什能出人意料地获胜。“就差一点！”金汤力让他兴致高涨，他一遍又一遍地说道，“就差那么一点！”罗哈斯同意付给他几千美元做民调(poll)，结果显示，布什落后的幅度小于预期。这激励了“正义民主党人”在竞选中大量投入资金；几周后，麦克尔威进行了另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双方打成平局。那年8月，布什最终反败为胜，这让她成为了俗称“小队”(Squad)的核心小组的第六名成员。“在欧洲、亚洲和南美洲其他任何议会制的国家，我们都会被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social democrats)或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沙希德对我说道，“在那些国家，我们党能赢得25%的席位，并且掌握真正的权力。”但在两党制中，“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只能是在党的内部扩大势力，并试图最终掌握整个党。”

预测政治风向(political weather)的方法有很多，比如选前民调(preëlection polling)。这种方法关注离选举非常近的时期的情况——相当于聘请气象学家来确定风向。又如其他那些华府惯用的、具备长期思维的方法，这些方法则试图对未来进行预测。四年后，选民们会想要追求新鲜事物，还是想保持连续性？执政党会因为执政表现而受到奖励，还是会因为未竟之事而受到惩罚？这种预言可能呈现出一种可怕的宿命论的品质，仿佛政治只是一种永恒的均值回归(regression to the mean)——民主党把球往左带，共和党又一脚把球给踢了回去[注6]；春去秋来，什么都没改变。

又或者，你可以从主流意识形态之变化的角度来思考。在这个时间尺度上，用以描述政治局势的隐喻变成了地质学的东西：虽然气候模式看起来很熟悉，但脚下的板块构造正在发生变化。有一天，你醒来，整个大陆都分裂了。新的贸易路线业已开辟，那些曾经不可能的事，现在反而成了不可避免的。这种震撼世界的变化似乎平均每一代人发生一次。如果当前模式已持续多时，那么是时候开启新的“板块迁移”了。

剑桥大学的美国历史学家加里·格斯特尔(Gary Gerstle)在英国皇家历史学会的期刊上指出，“近八十年来的美国政治可以用两种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s)的兴衰来理解。”其一是“新政秩序”(New Deal order)，这一秩序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时，罗斯福建立了一个社会保障体系；而那个时期的美国人都将这一体系视作是理所当然的。其二是“新自由主义秩序”。这一秩序主导期间，大部分社会保障都被废除。简单来说，新自由主义的公理就是：财政赤字支出是鲁莽冒进的、自由市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政府的主要工作是不要挡路。在四五十年代，当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强硬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出上述观点时，大家都觉得这些观点很激进。而到了六七十年代，这些公理成为了新右派(the New Right)的核心。到八十年代末，那些被认为是里根主义(Reaganism)的思想开始被理解为现实主义。一种新的秩序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

政治秩序不单是某个政党、联合政府或社会运动，它所包含的东西更多。在一篇论文中，格斯特尔和两位合著者将其描述为“思想、政策、制度和选举动态的结合……是一种支配性的统治体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是新政时代的共和党总统，他不会想废除社会保障制度，因为他相信美国人期待着一个充满活力的福利国家；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削减社会福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作为他那个时代的保守派，推动了最低收入的全面增长；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他那个时代算是个自由派，却没有这样做。格斯特尔认为，一个真正占主导地位的秩序不需要为自己辩护；这个观点似乎能进一步推导出，“（这种主导地位）使其他意识形态显得边缘化且不可行。”奥巴马最近在接受《纽约》(New York)杂志采访时，以一种被动的、错已铸成的方式承认了这一点：“通过克林顿以及我第一次上任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我认为，有那么一种残余的意志，让我们乐意去接受那些从后里根时代继承下来的政治约束。”他说，“或许，信奉市场能够解决一切，并不完全合理。”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时，他本可以提出免学费的公立大学或全民就业计划——当时，民主党在两院都占多数——但他和他的顾问认为这些想法是边缘化且不可行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不仅要与明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谈判，还要与弗里德曼的幽灵谈判。

里德·亨特(Reed Hundt)是奥巴马早期的捐赠者，2008年，他曾在总统过渡小组(Presidential transition team)工作过。在亨特2019年的著作《被浪费的危机》(A Crisis Wasted)中，他认为，奥巴马和他的高级助手们没能处理好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受当时的“新自由主义教条”影响。亨特写道，2008年12月，当时即将就任经济顾问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的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估算了一下发现，“需要1.7万亿美元的额外支出才能创造充分就业。”但是拉姆·伊曼纽尔(Rahm Emanuel)这位克林顿政府的老将和当时奥巴马指定的参谋长已经决定，国会将不会轻易通过任何以万亿为单位的预算计划。曾任克林顿财政部长、预算问题上态度强硬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即劳伦斯·亨利·萨默斯)对此深以为然。那个月晚些时候，当奥巴马会见他的经济政策团队时，罗默在开场时说道：“总统先生，这会是你最糟糕的时刻。”但随后，根据萨默斯的指示，她提出了四个可能的、从5500亿美元到8900亿美元不等的经济刺激方案。

金融危机后，人们渐渐明白，市场不会自我纠正，不平等可能会不断扩大。茶党开始动员右派，“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 [注7]则开始动员左派。“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以及新冠病毒大流行，既增加了紧迫感，又提供了可能性。“2008年的大萧条瓦解了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格斯特尔写道，“它创造了一个空间，让不同类型的政治，包括特朗普的右翼民粹主义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左翼民粹主义，都能在其中蓬勃发展。”他继续写道，到这个十年结束时，新自由主义秩序是否“可以得到修复，抑或是走向崩溃”等问题便能见分晓。三年前，他在一篇名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 of America’s Neoliberal Order] 的期刊文章中写了上述这些话；现在，他正在写一本同名的书，不过标题已删去了问号。

今年3月，拜登总统在白宫东厅会见了一些作家和学者，其中包括普林斯顿大学非裔美国人研究系(African-American-studies department)的系主任埃迪·格劳德(Eddie Glaude)。“我们正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时刻，”格劳德告诉我，“里根主义正走向崩溃，而这个星球正在我们眼前死去。”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家、法学教授安妮特·戈登-里德(Annette Gordon-Reed)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她说，自里根时代以来，许多公民开始期待“一个除了减税之外什么也不插手的政府”。但这一愿景可能很快就会被一个新的愿景取代。格斯特尔说，“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我们已经能够初步看到，右翼的后新自由主义秩序(post-neoliberal order)会是什么样——族裔民族主义的(Ethno-nationalist)、反民主的、趋向威权主义的。”进步主义的后新自由主义则“更加难以确定”，但“我们可以在拜登的领导下看看它会是个什么样。”他指出，讽刺的是，“尽管奥巴马具有个人魅力，但拜登谨言慎行的政治声誉让他似乎更可能成为传奇人物。相比于政治环境，个性无关紧要。奥巴马被困在先前存在的秩序中，而拜登则是在一个更具可能性的时代登上了舞台。”

鲍曼初选获胜后一个月，“正义民主党人”花了几天时间进行他们称之为“年度员工休养会”(annual staff retreat)的活动。过去，活动在马里兰州郊区和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举行；今年，它在Zoom上举行。尽管如此，成员们还是尽力保持活跃，在聊天中穿插着玩笑，并在虚拟背景中滚动播放《辛普森一家》中客厅的照片，以及《星球大战》中反抗军庆祝在与银河帝国交战时反败为胜的剧照。

周四晚上，一天的战略讨论过后，与会者们一起看了电影。其中一些人没有Netflix账户。“我们可以分享密码，”布鲁克林(Brooklyn)的一名员工加盖布·托拜厄斯(Gabe Tobias)说，“瞧，我们多么社会主义。”作为优秀的民主主义者，他们试图通过不记名投票来选择电影，而现在出现了一些关于选民欺诈行为的“指控”。“看起来至少有20票，但我们肯定没有那么多人，”通讯主管沙希德说，“我认为这种指控是胡说八道。”他自己投票给了排名第三的电影《独领风骚》(Clueless)。政治事务主管阿米拉·哈桑(Amira Hassan)说，“我承认，我有在煽动投票。” 而执行董事罗哈斯则说道， “我忘记投票了。”无论投票是否被操纵，这次“选举”的结果都没有受到质疑——获胜者是《斯大林之死》(The Death of Stalin)。这是一部2017年的作品，它讽刺了“腐败”和“无能”二者之间的致命共生关系。

第二天早上，哈桑发表演讲，介绍了她对特朗普下台之后华府情况的预判。在公众的想象中，政治运动与纠察线(picket lines)、国家广场(National Mall)上聚集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大量的工作是通过电子表格和PPT进行的。哈桑展示了一篇收集了最近一些描写拜登的文章的剪报，这些文章为她提供了不少素材。其中，有悲观绝望的，如“拜登的‘复古’小圈子”(Biden’s Retro Inner Circle)[注8]一文；也有谨慎乐观的，如“进步主义者不喜欢拜登，但他们正在学会喜欢他的议题”[注9]一文。她的演讲是关于“正义民主党人”能做些什么来推动拜登政府左倾这一话题的。她说：“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民主党过去并没有为真正实现他们竞选时所承诺的东西而坚持奋斗，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我们来让他们去兑现承诺。”

如果政治是“可能的艺术”(the art of the possible)，那么我们可以划分出两类激进分子(radicals)：一种是蔑视所有世俗政治的人，而另一种，是为了改变政治而去参与政治的人。前者可能声量不小——尤其是在互联网上，但后者倾向于取得更切实的胜利。在2020年的初选中，尽管“正义民主党人”和“日出运动”都支持桑德斯，但他们的成员却并不符合一些专家针对“伯尼兄弟”(Bernie bro)[注10]的讽刺性描述——对这些专家来说，几乎任何年轻、不安且极左的人都可以被归为“伯尼兄弟”。如果那些疲惫不堪、以博文和播客为生的年轻社会主义者能被称为“浪子左派”(dirtbag left)——或者再过分些，“Patreon左派”[注11]——那么，这个新生的群体或许可以被称作”PPT左派”：他们是反渐进主义 (anti-incrementalist)但不反实用主义的，是持怀疑态度但并不过度愤世嫉俗的，是愿意讲真话但并不反对获得一些权力的。他们的观点是亲切而真诚的，有时甚至会把政治参与当作一种精神的锻炼。不止一个人将形象粗俗的“伯尼兄弟”与“正义民主党人”、“日出运动”等女性主导的团体进行对比，认为后者是“母系社会”的。

大多数这些团体，都是由20多岁的人在进行管理：“正义民主党人”的罗哈斯年仅26岁；“日出运动”的执行董事瓦尔希尼·普拉卡什(Varshini Prakash)、“进步数据”的负责人麦克尔威也都才28岁。他们颇有技巧地用“灵活的”和“东拼西凑的”来形容自己的组织，但实际上，这是在说他们没有层级分明的组织结构，并且常年资金紧张。官方意义上，这些团体都是相互独立的；事实上，每个人都与其他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合著者、酒友、前导师或恋人。有一次，我在电话中问“正义民主党人”的竞选负责人艾娃·贝内兹拉(Ava Benezra)如何看待马萨诸塞州的环保主义参议员艾德·马基(Ed Markey)在一群年轻志愿者的推动下取得了胜利的事，她答道，“这更像是该问萨拉的问题，”她指的是“日出运动”的培训负责人萨拉·布拉泽维奇(Sara Blazevic)。当我等着贝内兹拉给我布拉泽维奇的电话号码时，我却听到她朝着走廊大声喊了布拉泽维奇的名字。“我们是室友”，她解释道。

她们的另一个室友则是来自布鲁克林弗拉特布什一带的圭多·吉尔根蒂(Guido Girgenti)，他是布拉泽维奇的男友，也是贝内兹拉的同事。在“正义民主党人”的Zoom聚会中，媒体总监吉尔根蒂做了一个关于他当时正在开发的内部播客的演讲。当他问大家该给节目起个什么名字、是叫“小组谈话” (Squad Talk)还是“小组目标” (Squad Goals)时，还收到了同事们颇有建设性意义的吐槽。不过，去年年底这个节目开播时，它被称为“联合党” (Bloc Party)。

就像务实的自由主义者追求渐进式改革，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支持无产阶级革命一样，“PPT左派”的目标是意识形态的重组(ideological realignment)。“当我长大、开始有政治意识之后，我所知道的民主党就一直将自己定义成‘我们比起共和党来说更不那么坏’，”吉尔根蒂告诉我，“有了‘正义民主党人’和‘日出运动‘后，事情变成了‘如果我们不接受那种反对政府介入的紧缩政策的摧毁性之处，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日出运动“的政治事务主管埃文·韦伯(Evan Weber)说：“要想继续拥有一个宜居的星球，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做了当做之事，即：通过一场二战式的大规模动员，在我们有生之年内彻底重组我们的经济。如果两党都认为这种做法在当前的范式(paradigm)之中是不可想象的，那我们显然需要一个新的范式。”实现这种根本性的政治变革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容易，更不用说对于这一小批新手了。吉尔根蒂说：“意识形态的重组是一个需要耗费数十年的浩大工程，几乎很难想象它会是什么样子，更不用说有信心预测它的结果了。但是，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是在坐以待毙。”

2015年，十几名年轻的行动主义者组成了一个名为“我们所有人”(All of Us)的组织——或者以流行的写法，写成#AllofUs。每一两个月，组织者们便会在周末聚会，晚上就睡在折叠沙发床上。其中包括当时在费城担任劳工组织者的瓦利德·沙希德、在纽约居住期间与别人共同创立了一个进步主义犹太人组织的马克斯·伯杰、新罕布什尔州的气候活动家楚瑢仲(Yong Jung Cho)。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2011年参加过“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几年，他们仍在讨论当时那场运动的优缺点：一方面，它第一次把几十年来的不平等变成了全国关注的话题；另一方面，它却未能将街头游行示威者的能量转化为国会两院中的力量。

沙希德告诉我，“左翼当中有一部分人一直对选举政治十分敏感，我们的基本感觉是，我们当然可以把整个选举政治领域拱手让给中间派和右翼，但这对于实现我们的目标又有什么益处呢？”他用动画片《南方公园》(South Park)1998年的 “偷内裤的侏儒”(underpants gnomes) 一集来进行说明：侏儒们偷了人们的内裤，并把它们藏在一个地下巢穴里。侏儒们声称，这样做是为了赚钱，但当被问及具体细节时，他们只能给出模糊的商业计划——“第一步，先偷内裤；第二步我们也不知道；最后我们已经赚到钱了”。沙希德说，“我已经厌倦了去组织会议，这些会议都在说：第一步，‘我们先组织这次抗议’；最后一步，‘人民站起来了并掌握了权力’，但中间的步骤全都是不清不楚的。”

楚告诉我，“我们所有人”是一个“介于读书会和讨论小组之间”的组织。他们读了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 (Chantal Mouffe)的《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一书，并分析了民权运动组织者贝亚德·鲁斯汀(Bayard Rustin)在上世纪60年代所写的话，“如果我们抗议只是为了妥协，那么民主党就会用对待其他任何与它相冲突的利益团体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了……但如果我们使用高度复杂的政治策略，从党内施加压力，我们是可以改变党的结构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政治学家丹尼尔·斯洛兹曼(Daniel Schlozman)出版的《当运动锚定政党》(When Movements Anchor Parties)一书，探讨了为什么一些社会运动能够重新定位一个重要政党的首要任务（比如上世纪30年代的劳工运动和70年代的基督教右翼运动)，而另一些运动却没能做到(比如19世纪90年代的人民党以及上世纪60年代的反越战游行）。这本书在2015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并没有受到主流媒体注意。“我的书出版六个月后，我收到了瓦利德的邮件，他说他想问我几个问题，”斯洛兹曼说，“但我不太习惯收到这种方式的询问。”

尽管美国的两个主要政党权力较为固定，它们依然被政治学家们称为“弱政党”(weak party)。在其他国家，政党可以选定他们所支持的政策，并选出能够执行它们的候选人；可在美国，不论哪一个政党，都更像是个空壳，它们议程设置的过程充满了持续不断的内部派系斗争。有时候，这种派系斗争(factional conflict)甚至能分裂政党。“我们所有人”希望民主党内这种不断扩大的裂隙能够让一个更加进步、高尚的圈子产生。敢想敢做的进步主义民主党派别联合在一起，或许可以说服民主党建立一些更加再分配主义的议程，比如向选民们提供诸如全民医保、环保政策等物质利益，而这些举措则能够在选举中反哺民主党人自身。“我们并不是总在说些废话”，伯杰说道，“但我们也并不是一群对治国理政一窍不通、但却想着把事情做完的孩子。我们只是认为，理论上，必须有人试图做点什么；如果我们只是干等着，是不会有人去迈出第一步的——至少美国左翼当中还没有人迈出过这一步。”

2014年，一群参与过类似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西班牙行动主义者成立了一个新的左翼政党，叫作“我们能”(Podemos)。在下一年的大选中，“我们能”赢得了21%的选票。该党的联合创始人伊尼戈·埃雷洪(Íñigo Errejón)被选入议会，并成了全国瞩目的焦点人物。“我是在‘后占领’圈子里认识他的”，伯杰说，“我记得当我读到他进入议会的新闻的那天，我心想：嚯，这个年轻又激进的小伙，之前我还时不时会和他互发短信，现在他都已经能够在他们国家的立法机关中发挥作用了。这可真是有趣。”

在美国，唯一成功的反叛发生在右翼。2014年，在弗吉尼亚，十分保守的经济学教授兼茶党候选人戴夫·布拉特(Dave Brat)发动了一场针对共和党人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的竞选运动，当时的众议员多数党领袖还因此评价过坎托在移民政策上的软弱无力。结果，在这场竞选拉锯战中，坎托花了超过五百万美元，而布拉特只花了不到二十万；而布拉特却在坎托令人震惊的失败中赢得了胜利。虽然那只是一个国会席位，但这一结果却向全国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当时，一个为两党所拥护的移民改革法案已经被参议院通过，并正蓄势获得众议院的支持；然而，在布拉特获胜后，这个法案显然只能不了了之。彼时正在一个移民权益保障团体工作的沙希德被这个消息震惊了，但是他也从中看到了一些东西。“我的第一反应是：看来，即使是很小的派系也真的能够左右全党的方向”，他回忆道，“我的第二个反应是，我打赌我可以筹到二十万。”

2016年大选时，“我们所有人”已成立一年多，而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两党候选人分别会是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杰布·布什(Jeb Bush)。结果，当时两个党都分别举办了局外人能够和建制派公开竞争的初选，试图以此颠覆长期以来外界对候选人可能性的种种假设。民主党这边，这种颠覆几乎就要发生了；而在共和党这边，这种颠覆确实发生了。“尽管之前我们就推测过，虽然建制派表面上仍控制着局势，但美国人民或许正想迎接民粹主义呢”，楚说道，“可初选结果出来之后，我们环首四顾，发现美国人民实际上早已准备好迎接民粹主义了。”

特朗普当选总统后不久，“我们所有人”的一些成员将他们的主要观点浓缩到了一个PPT中。之后的一年里，他们不断地到那些可能支持他们的进步主义组织中演讲，其中包括“前进” (MoveOn)、“德莫(Demos)[注12]”，以及“工人家庭党”(Working Families Party)。演讲的其中一个版本以一张流行说唱歌手DJ Khaled说“可别自欺欺人了”(Don’t ever play yourself)的梗图(meme)为开场，而另一些则以更加本体论的方式(ontologically)、一上来就问听众“什么是政党？”。通常而言，这种类型的演讲都聚焦于极具实用性的话题，比如“如何说服女性选民投票”、“如何写作能有效募集资金的邮件”等等。但“我们所有人”做的这个演讲，则提出了一个更全面的观点：新自由主义已经走到尽头，政治辩论的话语需要且可能迎来巨大的转变。在其中一版PPT中，最后一页上只写了这样一句话：“一个与运动结盟的派系可以控制住党。”(A movement-aligned faction can take control of the party.)

通常情况下，演讲结束、灯光亮起之时，台下的反应是礼貌但又含糊其辞的。伯杰说，“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反馈，比如，‘你们的演讲真是发人深省啊’，而这几乎等同于在说‘还行，还不错，不管怎么说至少你们这些小朋友挺可爱的’。”像这样的公共倡议团体习惯于用请愿能获得的签名数量来衡量他们成败，而他们所安排的日程通常没有给更广泛的、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留足空间。沙希德回忆起一个大型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的话，他说道，“我很高兴你们能够花时间去做这些事情，毕竟我们整天都忙于应付各种电话会议。”

2017年6月，楚和沙希德前往芝加哥参加“人民峰会”(the People’s Summit)——这是一个支持伯尼的、类似于“西南偏南”(South by Southwest)文化节的集会。他们两个人穿行在充满了小隔间的会议中心里，而这些小隔间属于诸如“言论自由”电视台(Free Speech TV)、“百万卫衣者争正义”运动(the Million Hoodies Movement for Justice)等团体。其中一个在角落里的小隔间，正是属于新生的“正义民主党人”。楚和沙希德在这里和该组织的创始人之一的罗哈斯聊了好会儿天。罗哈斯回忆起这次谈话，她说，“他们向我解释了关于意识形态重组的理论，而我回答道：是的，这也正是我们想做但尚未做的。”当时，她正忙于物色候选人。午饭时，他们三人再次见面，楚和沙希德问了罗哈斯不少关于后勤事务的细节。在说到个点时，罗哈斯因感激而哽咽了——终于有一天有人认真对待她了。

罗哈斯和三个朋友一起成立了“正义民主党人”，他们分别是科尔宾·特伦特(Corbin Trent)、赛卡特·查克拉巴蒂(Saikat Chakrabarti)和扎克·艾克斯利(Zack Exley)。他们四人都曾是桑德斯2016年总统竞选运动的组织者。几周后，沙希德和伯杰在Zoom上和几位“正义民主党人”的创始者会面并做了一个演讲。沙希德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说，“他们对深入地思考理念和想法并不感兴趣，他们在意的是如何实现这些理念。”特伦特则这样说道，“最初我一点儿都不喜欢他俩，特别是他俩的艰深用词和那些大话。但是其他人想要让他们加入，而我只有一票。”当时，“正义民主党人”的根据地在诺克斯维尔(Knoxville)，离特伦特的家乡并不远。2017年8月，沙希德和伯杰去了田纳西，并制定了两个组织的合作方案：“正义民主党人”能够获取“我们所有人”的邮箱名单，伯杰和沙希德则成为“正义民主党人”的一份子（当时，其他“我们所有人”的组织者正在忙另一个项目）。

在参与桑德斯的竞选运动之前，查克拉巴蒂是硅谷的一名软件工程师，特伦特则拥有两辆运食物的卡车。他俩都看不起选举政治，有时甚至拒绝投票。他们的组织最初叫做“全新的国会”(Brand New Congress)，其目标是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区，争取让四百个劳动者进入众议院——这是一种“后党派”(post-partisan)的尝试，目的是将所有游手好闲之人赶出议会。特伦特认为阶级是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的主要驱动力，因此，他坚持认为，一个拥有足够大胆的政治纲领的候选人，理论上能够在任何地方受欢迎。（而沙希德则更愿意接受常规党派分野的束缚，他很可能会对特伦特说，“兄弟，我是个穆斯林！这个国家可有太多地区我根本无法参选了。”）他们希望他们计划中的新颖之处能够吸引媒体的注意，同时引来一些捐款。然而，事与愿违。艾克斯利说道，“这是个挺好的梦想，但是我们最终认识到，党派之间的分歧实在是太大了。”

他们决定调整战略。比起替换几乎所有的国会议员，他们“后党派之后”(post-post-partisan)的新目标则是尽可能多地取代建制派民主党人。“正义民主党人”在他们的网站上放了个提名表，规则是参与者不能自我提名——“如果你都没法儿找到别人愿意提名你，你的政治生涯估计也没什么希望了”——但是，除此之外，“无私的、来自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却被邀请来进行申请。到沙希德和伯杰加入团队时，“正义民主党人”已经收到了数以万计的提名，其中，有来自怀俄明的有机棉棉农，也有来自南卡罗来纳的牧师。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是被她的兄弟加百列(Gabriel)提名的。她在调查表的不少类目中被评为满分——比如“作为候选人的实力”、“适合本地区”等；在“这位申请者是否能够在电视上表现良好？”一问中，甚至有受访者写道，“绝对（能表现好）。”

“正义民主党人”依然希望能给国会带去一个新的派系，就算不是数百人，也得是数十人。然而，2017年年底，他们单是给自己的员工发薪水就已经很困难了，更别提支持数十人的竞选运动。组织者们写了一份内部文件，里面列有组织下一年的发展目标，其中包括了“让至少一个现任的建制派感到地位受威胁”、“在民主党内部领导至少一场关于国家政策或意识形态的辩论”等。比起将所拥有的资源平均分配，他们选择将所有的宝押在三个候选人身上，他们分别是：在芝加哥当老师的安东尼·克拉克(Anthony Clark)、圣路易斯“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积极分子科里·布什，以及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沙希德、查克拉巴蒂和特伦特在纽约州花了数月，全身心地投入在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竞选运动上。最终，尽管克拉克和布什以较大的差距输了选举，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却成功当选了。

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她的竞选团队成员。Photographer: Tom Williams/CQ-Roll 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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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纽约州选举法》(New York election law)里的一些巧合，到她成熟老练的政治技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胜选有许多原因。在有线电视新闻中，她的选举经常被当作是个人性质的；然而，在许多场合，她都将自己定位成这个新兴派别的一份子。去年，当一个《纽约》杂志的记者问到，她在拜登时代会如何立法时，她答道：“如果是在其他国家，我和拜登根本就不会是一个党的。”这一回答当然被从人际交往的角度加以解读。之后她作出澄清，表示自己并不是想要攻击拜登，而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罢了。这种回答显然是一个人在做了太多关于派系重组的PPT之后会说出的话。

在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任职之后，查克拉巴蒂和特伦特搬到了华盛顿，加入到她的团队中。而艾克斯利这个年逾五十却依然极易激动的理想主义者则选择新建一个智库。他的合伙创始人是“正义民主党人”的前成员德蒙·德鲁默(Demond Drummer)。他们聘请了29岁的罗德奖学金(Rhodes Scholar)得主丽安娜·冈恩-赖特去充实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的各种提案， “绿色新政”便是其中之一。这些提案意外地受选民欢迎，但很多媒体和学者都不太搭理它们——这部分是因为，这些广为流传的概念和颇具雄心壮志的政治投资只有在人们能够真地负担起它们的时候才显得可取而必要。艾克斯利认为，只要这种共识始终占据主流，他们的理念就会一直是边缘化且不切实际的；因此，他致力于发起一场自由职业者的外联运动，以期创造出一个意识形态讨论的空间。他将他的智库命名为“新共识”。

通过《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专栏作家拉娜·福洛荷(Rana Foroohar)，艾克斯利结交了安雅·希夫林(Anya Schiffrin)以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这对哥伦比亚大学的夫妻以他们的晚宴沙龙而出名。希夫林研究媒体和技术的关系，斯蒂格利茨则是诺奖得主，也是美国最出名的进步主义经济学家之一。希夫林说，“如果我遇到或听到某个人十分有趣，那我会邀请他们过来吃饭。这几乎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在福洛荷离婚的过程中，她曾在希夫林和斯蒂格利茨的客房里度过了许多个夜晚，她形容他们在上西区河岸的公寓是“美国左翼的临时居所”。“拉娜提到过那个扎克，那家伙和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关系密切，而且他的观点十分吸引人”，希夫林回忆道，“我当时就打断她说道：‘让我来发几封邮件。’”

2019年1月，暴风雪肆虐，希夫林和斯蒂格利茨专门为艾克斯利和他在“正义民主党人”、“日出运动”、以及“新共识”的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办了一场晚宴。艾克斯利回忆道：“我觉得他们就像在试探一群小孩。他们想看到这群小孩是正常且聪明的人，而不是一群会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恰好，这群行动主义者只想要以捣弄数字的方式实现他们的提案。“虽然听起来很细枝末节，但是，仅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充分利用产能，并不能得出经济运行法则就此无效、或是得出我们没有任何资源约束了”，斯蒂格利茨说，“但无论怎么去理解这一点，你们的提案不能导致银行破产。这是底线。”

一个月之后，夫妻二人又邀艾克斯利、福洛荷、一位知名的左倾经济学家，还有纽约市立大学(CUNY)教授兼《时代周刊》(Times)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一起过来吃了一顿早午餐(brunch)。希夫林说，“我给他们做了些像硬面包圈、熏鲑鱼和白鱼那样的犹太小吃，还给想要减肥的人——也就是我自己，做了点沙拉。”这些经济学家达成了一个共识，他们认为，这一可能以万亿计的“绿色新政”不会给经济造成什么大的麻烦。就像斯蒂格利茨说的那样：“相反，我们无法承担不实施这一计划的后果”。他告诉我，“在我看来，传统新自由主义的基础早已展现出智识上的不足，但有时候，在反对者出现之前，你就是得等上好长一段时间。”

同样是在这个时期，这些行动主义者还被邀请和《时代周刊》的编辑部一起，参加了一场非公开的会议。斯蒂格利茨也同意参会。“我们说了一些略有夸大的关于 ‘绿色新政’的话，接着我们坐下来，不得不诚实地面对一些质疑”，冈恩-赖特说道，“我做了研究，所以我能够比较深入地探讨，大量服务于汽车行业的第二、第三产业部门将会如何不得不去适应电动汽车的发展。你能看得出来，（在我说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挺放松的。没错，或许这些人知道他们到底在讨论些什么。”冈恩的自信让斯蒂格利茨这位诺奖经济学家也站到了他们这边。冈恩继续说道：“每当我们遇到诸如‘你们准备如何支付这一提案所需的资金’这类问题，我们就会让斯蒂格利茨来回答”。这次会议，以及其他几场类似的会议，尽管没有向公众公开，艾克斯利依然认为，开会所花的那些时间是值得的，他说道，“我十分肯定，如果不是我们花了这些时间来证明我们是合法的，像《时代周刊》这样的中左(center-left)媒体一定会在之后更加激烈地和我们唱反调。”

拜登是作为一个温和派参选的，但温和是相对的。去年春天，在他明显能够胜选时，他的竞选运动和业已解散的桑德斯的竞选运动联合在一起，他们组建了“联合特别工作组”(unity task forces)，提出了针对经济、气候以及其他四个议题的计划。总统的首席顾问安妮塔·邓恩(Anita Dunn)告诉我，“拜登认为，即使大家完全不同意对方所言，人们依然能够和对方讨论自己的理念和看法，这种讨论比大家搞一些推特骂战或者有线电视骂战好多了。”

每个特别工作组都由一定数量的专家组成。拜登选了不少忠诚的民主党人进入其中，桑德斯却没有。比如，在选定“气候特别工作组”成员时，桑德斯就选了“日出运动”的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瓦什妮·普拉卡什；而在选择组成“经济特别工作组”的成员时，他选了德里克·汉密尔顿(Darrick Hamilton)和斯蒂芬妮·科尔顿(Stephanie Kelton)——前者是一个后凯恩斯主义(post-Keynesian)经济学家，呼吁实行一个激进的、针对奴隶制和吉姆·克劳法(Jim Crow)[注13]的后续影响进行赔偿的项目；而后者则是假设巨额预算赤字(budget deficits)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注14]的主要支持者。尽管现代货币理论和大多数人的观点相去甚远，但它正慢慢被主流话语所接受。克鲁格曼最近发表在《时代周刊》的文章中写到，尽管他和支持现代货币理论的经济学家之间尚存分歧，但他们“在基本的政策议题上达成了共识”。

最终，拜登在2020年总统竞选中许下的一些承诺，不仅使他偏离了自己以前的立场，也偏离了桑德斯在2016年竞选时所持的立场。桑德斯的气候计划提出，到2050年，美国应通过税收减免和其他市场激励措施，减少80%的碳排放。拜登的计划则提出，到2050年，美国应通过政府投资实现净零排放(net-zero emissions)。而曾参加过斯蒂格利茨和希夫林所办晚宴的希瑟·布希(Heather Boushey)，现在正在拜登的经济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任职。2019年，当艾克斯利开始他的外联活动时，这些正是他当时所期望达成的结果。

2020年大选之后的几天，《时代周刊》对康纳·兰姆(Conor Lamb)进行了采访。兰姆是一位年轻的温和派民主党人，他最近才在宾州西部的一个保守地区险胜、当选国会议员。当被问到为何民主党人让大家大失所望、没有赢下他们所计划的那么多参议院席位时，兰姆将这一失败归咎于本党的左翼派别，指责他们“削减警察的经费、禁止从地下开采油（气）[注15]……（他们的）政策根本不可行，而且一点也不受欢迎。”他的话仿佛在暗示，温和派民主党人就像一群坐在房间里的成年人，能够敏锐地提出一些“符合常识的、实际的”政治纲领，“因为我们需要在像我所在的那种保守地区保持优势。”

兰姆所说的这些话，正是在回应前一天同样接受了《时代周刊》采访的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她认为，就目前而言，摇摆地区(purple districts，即swing districts)的民主党人可能觉得，在种族公正或全民医保问题上采取不那么大胆的立场更为安全；但从长远来看，中间派(centrist)民主党人正是在亲手 “为自己的过时做准备”。她的观点似乎建立在一个令人担忧的重组愿景上，这种愿景假设，在一个后新自由主义的世界里，民主党人将不得不围绕着新的理念重新组建联盟。

考虑到现存的政治地图，温和派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我们不仅仅是在面对纽约州和加州，而是在面对整个美国”，曾在克林顿时期任幕僚长(chief of staff)、奥巴马时期任国防部长的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这样对我说道，“当人们听到一些极端的观点时，不论这些观点来自左派还是右派，都会让他们害怕。”目前为止，“正义民主党人”尚在民主党占优的地区活动，在这些地区，他们不太会面临丢掉席位的风险（比如，在明尼苏达第五选区的初选中，无论最后是谁胜选，获胜者一定会是民主党而非共和党）。然而，这种风险收益的计算在乔·曼钦(Joe Manchin)的家乡西弗吉尼亚州是截然不同的。从左翼来挑战曼钦，意味着需要赶走参议院中最保守的民主党人之一；同时，也可能意味着让这个席位，也许还有整个参议院，由共和党控制。不过，撇开选举的种种计算不谈，兰姆和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之间的辩论最引人注目的点在于，这场辩论竟然发生了。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意识形态不需要为自己辩护，只有在危机中的意识形态才需要为自己正名。

如果一些历史学家将吉米·卡特(Jimmy Carter)视作新政时代的最后一位总统，那么人们就有理由好奇，或许拜登便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最后一任总统——当然，也可能是将要到来的、不知道什么时代的第一任总统。四月份的时候，桑德斯告诉我，“我上次和拜登一起在总统办公室的时候，那里有一幅罗斯福的画，而且是整个房间中最大的那一幅。”拜登显然有意让人做出此种对比。他的批评者认为，现在根本还不到将两人相提并论的时候。话虽如此，拜登的首个经济刺激法案是以万亿为计的，而他接下来的基建计划甚至还要更庞大。桑德斯还说，“他在公开场合和私底下都说过，他想要成为继罗斯福之后的又一个进步主义总统。”他现在正在通往这个目标的路上吗？“眼下，” 桑德斯答道，“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

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格斯特尔怀疑拜登“打心底里是向左倾的”。但他指出，罗斯福和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都是从一开始就反对全面改革的温和派。他说，“每当进步主义者获胜时，他们都是通过将中间派拉向左边（来实现胜利的）。”研究内战的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比较了像桑德斯、奥卡西奥-科尔特斯这样的当代进步主义者，和那些说服作为温和派的林肯总统废除奴隶制的激进共和党人(radical Republicans)，他说，“危机时刻，有明确意识形态立场的人便会脱颖而出。”

从拜登当选的那刻起，这些“PPT左派”便开始试图说服他选择进步主义者进入政府。“正义民主党人”发起了一项请愿，要求放弃提名中间派民主党人布鲁斯·里德(Bruce Reed)，因为他曾有过财政保守主义的倾向。华盛顿的一些内部人士认为这种公开抗争是很不得体的。一篇刊登在“政治”(Politico)网站上、题为“左翼是否玩过头了？”(Is the Left Wing Overplaying Its Hand?) 的文章，引用了一个民主党工作人员针对党内派系交锋做出的、毫不含蓄的呼吁， 她说：“如果你做的所有事情都很疯狂，那么人们最终会把你当成敌人而非朋友，他们会觉得，‘我们才不和恐怖分子谈判。’”

“正义民主党人”的媒体总监圭多·吉尔根蒂在他位于布鲁克林的公寓中的一间空闲卧室里，录制了播客“联合党”(Bloc Party)；他把头伸进一个来自家得宝(Home Depot)的纸板箱里，以缓和音响效果。在其中一集里，同为主持人的沙希德将他比作“爱发牢骚的奥斯卡[注16]”(Oscar the Grouch)，然后便把话题转向了当时的派系斗争上。他笑着说，“人们只是将其当作私人争端，而非关于理念、治理和政治愿景的分歧。”他引用林肯评价那些激进共和党人的话，“他们完全无法无天，是世界上最难对付的魔鬼，但他们的脸毕竟是朝向锡安的[注17]。”当时，和沙希德对话的人挺温和的，不像是林肯曾面对的那种。”你们能想出比这更好的素材吗？”他说。”别他妈叫我恐怖分子。你可以说我的脸‘是朝向锡安的。’”

目前，民主党控制了白宫和国会两院，但这种情形不会一直持续下去——甚至可能不会超过两年，毕竟几乎每次赢得总统之位的政党都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国会席位。考虑到当前的共和党似乎已经不只是反对民主党而是与民主制作对了，这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悲观的消息了。“尽管拜登多样化的中左联盟可能是希望之源”，沙希德最近在推特上写道，“共和党持之以恒的少数派统治仍然是一颗定时炸弹，然而，没有人真的知道民主党打算如何应对。”“正义民主党人”如何应对倒是挺清楚的——推选更多民粹主义的进步主义者(populist progressives)：俄亥俄前参议员尼娜·特纳(Nina Turner)，纳什维尔的某公园部门前雇员奥德萨·凯莉(Odessa Kelly)，以及纽约的谷歌员工、自卫术训练师拉娜·阿卜杜勒·哈米德(Rana Abdelhamid)。

一向充当和事佬的奥巴马，在接受《纽约》杂志采访时说：“现在有这样一种倾向，过度夸大了党内温和中左派(the moderate center left)和伯尼-奥卡西奥派之间的分歧。但事实上，你知道的，民主党向来是十分团结的。”无论他说的是否属实，不可否认的是，伯尼-奥卡西奥派在几年之前是不存在的，但他们现在却以出乎意料的方式与温和派对抗并争夺权力。约翰·克里(John Kerry)出任拜登政府的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而这个职位在“日出运动”等其他组织呼吁和要求之前根本不存在。拜登政府的幕僚长罗恩·克莱因(Ron Klain)则积极寻求左翼的支持——他常点赞沙希德和麦克尔威的推文，以及来自“阿克西欧斯(Axios)[注18]”和“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日常推送内容。不仅如此，克莱因还和几位知名的进步主义者过从甚密，其中就有之前担任桑德斯竞选经理的法伊兹·沙基尔(Faiz Shakir)。2月，在阿拉巴马州，当一个在亚马逊仓库里办的投票活动举国皆知时[注19]，沙基尔和其他劳工权益促进者告诉克莱因，如果总统能够发出支持组建工会的信息，或许可以激发运动的活力。2月28日，拜登在推特上发了条视频，在视频里，他说道：“组建联盟能够鼓舞工人们，无论是以工会还是非工会的形式，任何雇主都不能剥夺这种权利。”尽管组建工会的尝试最终失败了，但是工人组织者简·麦克莱维(Jane McAlevey)告诉我，尽管他对拜登颇有微词，但拜登这次的支持是“出乎意料且十分重要的。”

当我与白宫官员谈及他们与左翼团体的联系时，他们的语气十分冷淡。白宫公众参与办公室(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Public Engagement)主任塞德里克·里士满 (Cedric Richmond)告诉我，“我们听取所有人的意见。”“日出运动”曾抗议里士满就任该职，他们指出，他曾接受过化石燃料公司的捐款，但里士满对此指控不以为然。他说：“他们的工作就是逼我们做得更好”他说。白宫政治战略和外联负责人埃米·鲁伊斯(Emmy Ruiz)说：“我所接触的每个组织者都在努力推动我们的国家前进。尽管我们的方法不一，我们的目的地却十分相似。”这话虽然说的不像林肯那句“面朝锡安”那么有诗意，但想要表达的意思却是差不多的。

温和可能是相对的，但温和派仍然掌管着民主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对自己能够转向中间路线感到非常自豪。他甚至赋予了这种转向某种数字上的含义：根据《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2018年的一篇文章，当一个申请者申请到舒默办公室工作时，“他会问你，如何将不同的参议员放在0-100（最保守—最自由）为尺的意识形态光谱(ideological spectrum)上。关键是你要知道，舒默心中其实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75。”如今，既然民主党的左翼已恢复了活力，舒默也需要改一改这个他认为的正确答案了。在之前的三次参议院改选中，他都没遇到初选对手。明年当他再次竞选时，他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甚至可能会面对一个由“正义民主党人”支持的竞争对手。经营一家名为 “新政战略 ”的进步主义政治咨询公司的丽贝卡·卡茨(Rebecca Katz)告诉我，“我记得之前他对这些左派没什么好话可说；现在，你每隔五分钟打开电视一看，就会发现他和左派的某个人正在举行又一场新闻发布会。”或许，这就是在2021年步入75岁的意义，这时候，人才开始明白：虽然等式保持不变，但其中的变量会发生变化。

译注：

注1：正义民主党人(Justice Democrats)是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后，由美籍土耳其裔政治评论家、专栏作家坚克·卡迪尔·乌伊古尔(Cenk Kadir Uygur)在2017年所创立的组织，支持进步主义民主党候选人去挑战温和派、保守派民主党候选人——包括现任州长、州议员及国会议员。

注2：进步主义(progressivism)既是一种政治哲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其核心理念是，人类应该尽其所能，通过社会改革，改善人类的处境、促进人类全方位的进步。进步主义在启蒙时代的欧洲便已大放异彩，如今的进步主义者则通过社会运动、政治游说等方式贯彻他们的理念：当前，贫富差距、由垄断企业操纵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及有特权者和一无所有的人之间的冲突，限制了人类的进步；因此，应该通过大规模的社会改革来改善现状。而进步主义的民粹主义者（进步民粹主义/左翼民粹主义）正是在“进步主义”这点上与右翼民粹主义者相区别。前者将造成不公的根源归咎于垄断企业，而后者则归咎于他们认为的、有特权的少数族裔。（节译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ogressivism）

注3：Black Lives Matter(BLM)，意为“黑人的命也是命”或“黑人的命很重要”。是一场国际维权运动，起源于非裔美国人社群，抗议针对黑人的暴力和系统性歧视。BLM 抗议通常在发生警察击杀黑人事件后。同时，这项运动也反对如种族归纳(racial profiling)、暴力执法和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中的种族不平等等更为广泛的问题。这场运动最早始于2013年，其导火索为2012年2月美国非裔青年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被枪杀、而开枪的欧洲-拉丁-非洲混血裔社群自卫巡逻员乔治·齐默曼(George Zimmerman)被判无罪一事。

注4：茶党运动(Tea Party)是一个于2009年初开始兴起的美国财政保守主义政治运动。该运动的成员呼吁降低税收，并通过减少政府支出来减少美国的国债和联邦预算赤字。该运动支持小政府原则。其名称引用自1773年12月16日的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当时英国政府在没有国会议员代表北美殖民地的情况下征税，从而引发反征税事件，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亦有评论员将TEA引申为Taxed Enough Already的简写，意为“税已经收够了”，因此，无论哪个“茶党”，参与者的立场都是主张适当的进行减税。

注5：“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是涉及解决全球变暖、贫富差距等问题的一系列立法方案。其名称来源自罗斯福新政，即罗斯福为应对大萧条而进行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改革及公共工程项目。“绿色新政”将罗斯福式的经济政策与“可再生能源”和“资源效率”等现代理念相结合。民主党较支持“绿色新政”，而共和党较为反对。

注6：原文直译为“斯克兰顿(Scranton)妈妈往左踢球，而特哈诺(Tejano)爸爸往右踢”。其中， “斯克兰顿妈妈”指代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是宾州一小城），2020年的选举中，民主党赢得了宾州；“特哈诺爸爸”指代红州得克萨斯州（特哈诺人指得州说西语的人的后裔）。因此，结合上下文和两党在意识形态光谱上的位置，对此句进行了意译。

注7：“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是一连串主要发生在纽约市的集会活动，由加拿大反消费主义杂志《广告克星》发起。其行动灵感来自2011年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尤其是开罗塔利尔广场周围的集会与示威运动。行动于2011年9月17日开始，活动的目标是要持续占领纽约市金融中心区的华尔街，以反抗大公司的贪婪和其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反对大公司影响美国政治，以及金钱和公司对民主制度、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对法律和政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10月1日，类似的集会运动出现在了华盛顿特区、旧金山及洛杉矶等地。后来，该运动已发展成“一起占领”(Occupy Together)，并在各大洲传播开来。

注8: 原文标题为“为什么拜登的‘复古’小圈子能如此成功”，载于“政治”网站。大致是讨论，为什么拜登竞选时的核心团队成员年纪普遍比极大、却能取得竞选胜利。（详见：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19/12/19/biden-2020-campaign-president-advisers-087410）

注9: 详见
https://www.vox.com/21322478/joe-biden-overton-window-bidenism。

注10：伯尼兄弟(Bernie Bros)，是《大西洋月刊》的罗宾逊·迈尔(Robinson Meyer)在2015年创造的一个词，以此贬低2016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的年轻男性支持者。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这个词仍被使用。

注11：Patreon是一个供内容提供者进行公开募资的平台。借助这个平台，创作者能够从赞助者那里按件或按期取得资金。该公司总部设于旧金山，由杰克·康特(Jack Conte)和开发者山姆·任(Sam Yam)创立。

注12：德莫智库(Demos Thinktank)试图通过研究和推进进步性的公共政策，促进公正、包容的多元民主制建成。其名称取自古希腊语中的dēmos，意即“某地区及该地区的居民”，该词为许多英语词汇的词根（如democracy），因此参考《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一书译作“德莫”。（详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emos_(U.S._think_tank)）

注13：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指美国南部各州等地区的种族隔离法案，以“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为原则，针对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的有色人种群体，禁止他们和白人使用同样的公共服务和交通工具。直到1965年该法案才废止，被《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和《1965年选举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取代。（节译自：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im_Crow_laws）

注14：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 MMT)是一个理解宏观经济的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像美国、英国、日本和加拿大这样的货币主权国家(monetarily sovereign countries)，当政府用完全受到他们控制的法定货币(fiat currency)进行支出、征税和借贷时，至少在联邦政府层面，这些操作不会受到财政收入的限制。因为这些国家垄断了本国货币，并能够自行按需发行，所以他们不需要依靠借贷或税收进行财政支出，也因此，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不应当被对国债上升的恐惧所束缚。在美国，该理论常被用于政治辩论，用以支持诸如全民医保、绿色新政这样需要巨额财政支出的提案；但不少经济学家也对该理论持怀疑、批评的态度。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在现实中，这种操作可能导致国家面临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的风险。（节译自：
https://www.investopedia.com/modern-monetary-theory-mmt-4588060）

注15：此处原文为fracking，即“水力压裂技术”，指让混有化学物质的高压水直接作用于页岩层(shale)，使岩石碎裂、释放出里面的石油、天然气以供开采的方法。这项技术在过去几年间改变了美国的能源供给结构，然而，该项技术及其应用在环境保护和对经济结构可能造成的影响上存在争议。（详见：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at-would-happen-if-the-u-s-banned-fracking-11574208146）

注16：美国PBS/HBO电视台推出的节目《芝麻街》(Sesame Street)中的角色。

注17：此处原文为but after all their faces are set Zionwards。锡安(Zion)，是《希伯来圣经》中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同义词，有时也特指耶路撒冷的锡安山(Mount Zion)，“大流散”之后也代指整个以色列地（Land of Israel，包括迦南地、应许之地和圣地），即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林肯此处是想表达：虽然这些激进共和党人经常找他麻烦，但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毕竟是想做点好事的。下文沙希德和作者都要再次引用这个说法，故此处取直译。

注18：“阿克西欧斯”是一个新兴网站，由“政治”网站的记者吉姆·范德海(Jim VandeHei)、麦克·艾伦(Mike Allan)和罗伊·施瓦茨(Roy Schwartz)创立。其名称取自古希腊语中的áxios，意即“相平衡(counterbalance)”、“值得(worthy)”。网站创始人希望建立一个综合了《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和推特，涵盖了政治、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的新闻网站，旨在以最简洁明了的方式向读者呈现新闻。（详见：
https://www.axios.com/about/）

注19：自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亚马逊公司的业务量大幅上升，但长期以来，其仓储、运输链上的工人们的权益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保障，因此，今年年初，全美“零售、批发及百货商店工会”(Retail, Wholesale, and Department Store Union, RWDSU)决定发动投票，让亚马逊各地的工人们通过投票决定是否加入RWDSU。然而，在RWDSU试图进行更多的宣传和拉票的同时，亚马逊通过强制开会等手段，让工人们无法参与RWDSU的宣讲和投票，导致在大部分的亚马逊仓储地最后的投票结果都有利于亚马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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