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观后感

写在前面的

在印尼一晃已经两个月了,因为地区限制,中国能用的视频网站无例外都看不了电影,只给出一句提示“您所在的地区因为版权显示无法播放”,只能用Youtube打发一些无聊的时间,看一些类似于徐锦江早些年的香港电影,直到在打羽毛球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新朋友,推荐了个超牛的无国界的电影网站,才有了下面的观后感,在这里也推荐给所有在海外的华人,多瑙影院

言归正题

有些电影是用来娱乐的,有些电影是用来记住的,《我不是药神》就是一部用来记住的电影。作为一个80后,电影的很多情节紧紧把我抓住,病人吃不起药、老人向警察求助、警察内心的挣扎等。每一个片段都深深刺痛我的心底,感慨电影中的情节是这么的触动人心。看过电影的朋友一定对徐峥扮演的陆勇印象深刻,下面老俍就来说说陆勇的真实故事。

陆勇于1968年出生在江苏无锡市的一个殷实之家。通过自己的的不断努力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两年后,陆勇所创办的纺织厂欣欣向荣,但他本人却遇上了一件天大的难事──他得了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普及一下什么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在百度词条上是这样写的:

这种病分为三个阶段,慢性期、 加速期和急变期。

在慢性期间还可以通过使用羟基尿、干扰素或格列卫等药物维持生命,但在加速期和急变期的时候这些药物已经无力回天,此时需要更加强烈的方案,要么通过骨髓移植,要么就清除白血病细胞,恢复骨髓造血功能或回到慢性期,也就是所谓的化疗(但治标不治本,只能暂时延缓病情)。

化疗有多痛苦,我们哪怕未曾亲身经历过,也会通过病人的描述而感到切身的难过,但许多病人便是通过这生不如死的治疗,去寻求虚无缥缈的生之希望。

《我不是药神》中,吕受益的角色正是如此,他家财散尽,付不起昂贵的格列卫来维系生命,病情从慢性期演化到急变期,因为没有合适骨髓移植,只能通过化疗来尽量延续自己的生命。

在等待合适骨髓移植的过程中,通过医生建议,陆勇选择服用瑞士产“格列卫” 来控制病情,但在两年后,因为“格列卫” 的昂贵药价和各种其它医疗支出,陆勇家中积攒多年的百万存款已经开销大半。

在生的迫切下,陆勇不得不再次奔波寻找新的治疗方式,阴差阳错之下,他偶然从韩国病友的口中得知了印度“格列卫”的存在。

印度“格列卫”与瑞士“格列卫” 药性相似度达99.9% ,但两者之间的价格鸿沟可谓是天差地别,前者一瓶只需4000元,后者却要2.35万元。

原因就在于印度“格列卫”是通过印度政府启用的“强制许可制度”为穷人所制造的仿制药,直接绕过专利权这一环节被世界贸易组织所认可。

无数家庭因为瑞士“格列卫” 的高昂药价而倾家荡产,病急乱投医去相信那些所谓的神仙假药,反倒令患者痛不欲生。

《我不是药神》中就出现了这个桥段,王砚辉饰演的张长林打着“格列卫”的名号,兜售比起程勇更加便宜的真正假药,骗取那些买不起正版“格列卫”患者的钱。

虽然最终被程勇所搅场,但现实中还有千千万万个像张长林这样的人在卖着这样的黑心假药。

意识到这点的陆勇,在服用印度“格列卫”一两个月、确认无副作用后,他在病友群内分享了关于自己服用印度“格列卫”仿制药的经历,并在其中详细介绍自己如何买药的过程。

有不少患者因为不熟识英语而找上陆勇,寻求他的帮助,替人买药便渐渐成了陆勇的副职。《我不是药神》中,为了制造戏剧冲突,一开始程勇在替人买药的同时还赚取暴利,直到后来才醒悟。但在现实中,陆勇并没有这样做。

陆勇知道自己的家境还算是殷实,但还是差点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所压垮,世上不知还有多少更加穷苦的人为了不拖累家人而放弃生的希望,就像黄毛。

一个人远离家乡,独自打工多年,只因自己身染重病,不想成为家人的累赘。

但哪怕是黄毛在调侃地说着,我家里人可能以为我已经死了的时候,也能从他年轻而又炽热的眼中感受他对于家的思念,能够不再孤独一人的奢求和活着的渴望。

“他才二十岁,他想要活命有什么罪。”

陆勇接触到的许多“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便是如此。

他由衷的说: “说实话,我家里条件比较好,自己也开厂,不需要靠这个牟利。所以做这件事,完全是为了帮助病友。”

于是,在他的帮助下,成百上千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而在这数年间他也慢慢积攒出名气,被诸多病友尊称为“药神”。

但在2013年,因曾向银行卡贩卖团伙购买银行卡以便向印度制药公司汇款,陆勇被警方一并抓获。

一年多后, 陆勇被湖南沅江市人民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的罪名提起公诉,一度面临数年甚至十几年牢狱生活的他一直坚称自己是无罪的。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扼于风雪。”

一封有着1002名病友签名的联名求情信就在这时被递交到了检察院,就像电影最后那一排排护送程勇离开的病人一样,点燃了生命之光。

陆勇在冷冰冰的看守所里待了整整117天。

最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检察院认为其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对“撤回起诉”做出裁定,决定不起诉,陆勇避免了“牢狱之灾”。

陆勇深信自己所作所为,能够改变一些东西。

事实上,他也真的做到了。

如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相关药品进入医保、仿制药价格不断下降,曾经一个月要花费2万余元买药,如今只要三四千元就可以维持一年用量。

“总有人不愿成熄灭的灯柱,要做那唯一的光。”

陆勇便是如此,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做成千上万病友的指路明灯。

面对争议和不理解,陆勇孤军奋战。

现实生活中的他,没有黄毛、没有思慧、没有受益,也没有刘牧师,只有他一个人,但陆勇也明白,他是许多家庭的唯一希望。

所以这份执着他坚持了很久很久,从2004年到2018年,已经整整14年。

如果按中国人平均70年寿命来算的话,陆勇起码有五分之一的人生都投入到了那些“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病友们中来。

我们需要陆勇这样的人,

同时也需要《我不是药神》这样的电影。

它让我们看到在这“小时代”的浮华之下,还有着这样的人在顽强地活着。

它不歌颂权贵,也不歌颂超级英雄,它只歌颂我们身边的事情,歌颂普通人的平凡之光。它很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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