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开始做藩王 北宋末年当神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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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皇城宫门被打开时,1127年,攻入开封城的金兵惊讶地发现,开封皇城中竟然秘藏一通石碑,上面写着:

“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加刑;

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

不加农田之赋。”

至此,这块从赵匡胤建立宋朝开始,就被勒石珍藏了150多年的石碑,终于得以曝光在世人眼前,尽管在乱世之中它似乎不值一文,靖康之变的战火及随后而来的系列动荡,使得它此后长期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甚至连是否存在都为人所质疑,但在以往,这块只有北宋历代皇帝才知晓的石碑,却无疑闪烁着历史的光辉。

根据史书记载,宋太祖赵匡胤下令铭刻这通石碑后,一直下令将它锁置在开封太庙寝殿的夹室内,平时封闭甚严,并且下令新皇帝即位后,必须入内跪拜默诵这通石碑的誓词,而皇帝在跪拜时,只能由一位不识字的太监陪同在旁,因此,这通石碑究竟写着什么,一直无人知晓。而秘密,一直到1127年女真人攻破开封城时才被打破,在金人掳掠过后,进入皇城围观的人们才发现,这原来就是大宋帝国的祖宗家法。

尽管后周柴荣真正的嫡系子孙是否存活历史上一直有质疑,但宋朝皇帝优待读书人,却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宋真宗就很欣赏自己的伯父、宋太祖赵匡胤,为此,宋真宗还亲自写下了一首劝学诗《励学篇》: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这,就是后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典故由来,创始人是为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968-1022年,在位时间为997-1022年)。

作为一位书生皇帝,宋真宗的上位纯属偶然。

话说宋太宗赵光义共有九子,他在“斧声烛影”称帝之后,随即开始逐渐铲除大哥、宋太祖赵匡胤遗留的两个儿子赵德昭和赵德芳,随后又以造反的罪名贬黜自己的弟弟赵廷美,在系列的宫廷血案之下,宋太宗赵光义的长子赵元佐受到强烈刺激,竟然精神失常纵火焚烧东宫,从此被废为庶人;赵光义的长子赵元佐发疯后,他的二儿子赵元僖又在太子位上无疾暴毙。在这种轮番的意外之下,在赵光义的子嗣中排行第三的赵恒因此得登大位。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病危,当时,李皇后与曾经在“斧声烛影”中协助赵光义发动政变夺位的宦官王继恩,试图谋立已经发疯的赵元佐为帝控制朝政,幸亏宰相吕端力挫政变,才保得赵恒顺利登位。

宋真宗即位这一年,北宋已经先后平定了五代十国以来割据分裂的后蜀、南唐、吴越等国,但在北上争夺燕云十六州的过程中,宋太宗赵光义两次北伐失败,甚至被辽军射中两箭狼狈逃窜,以致多年后最终因为箭疮反复迸裂而死。武功平凡的宋太宗在986年的最后一次北伐、雍熙北伐失败后,丧失了进取之心,此后,北宋在对辽的战争中转入长期守势,而长期长在深宫之中的宋真宗赵恒,更加丧失了伯父宋太祖赵匡胤,以及父亲宋太宗赵光义的进取心,倾向于做一位守成之君。

2

有宋一代,读书人的荣光史无前例。

为了彻底遏制、铲除自从唐朝安史之乱以后、蔓延至五代十国的藩镇割据和军人称霸格局,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了杯酒释兵权、崇文抑武的政策,而在“斧声烛影”的满朝质疑中上位的宋太宗赵光义,就更加注意收买知识分子的人心,这使得从宋太宗朝开始,每期科举进士录取人数从唐朝时的十来人,激增至宋太宗时期的数百人,随着科举录取面的扩大,以及科举出身的进士们纷纷位居高官要位,这就极大刺激了宋代的文化发展和考试教育。

汉唐时期,中华帝国崇尚军功,因此武治强盛,以致汉代有班超“投笔从戎”,而唐代许多宰相则是以名将军功而得以“出将入相”,但是历史进入宋代以后,通过“崇文”以“抑武”的宋代,宰相几乎全为读书人,而武将军人则地位愈发低下,“见(文人)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

因此从宋太宗时代开始,每次状元公布后,“每殿廷胪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状元)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人摩肩不可过,锦鞯绣毂角逐争先,至有登屋而下瞰者,士庶倾羡,讙动都邑。”

这种状况到了宋真宗时期更加明显,以致当时的洛阳人尹洙曾经说:

“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莫不可及也。”

经过宋太祖、宋太宗以及宋真宗三位皇帝不断的“崇文抑武”,在当时人的眼里,武将军人地位已经从晚唐、五代十国的高高在上,剧降至即使“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蕃于穷漠”,也比不上一位高中状元的文人受人仰慕关注了。

对此,宋真宗习以为然,这种风气发展到后来,就是北宋时人汪洙甚至写诗道: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

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诡异的“天书”政治

在宋真宗带头故作玄虚的鼓舞下,于是,北宋举国上下掀起了一股“争言祥瑞”的热潮,但对于宋真宗这种低下的伎俩,宰相王旦自然看在眼里,宋真宗怕王旦反对自己瞎胡闹,于是在某日召来王旦到宫中饮酒,又赐酒一瓶说,“你带回去和妻儿子女一同享用吧!”

王旦回到家中,才发现瓶中装的全部都是珍珠,面对宋真宗这种姿态低下、几乎是恳求臣子不要阻挠他的“天书”政治的表演,王旦此后只能默不作声,“自是不复持异。”

于是,王旦在无奈下,动员了文武百官、藩夷僧道及耋寿父老等二万四千三百余人,连续五次联名奏请赵恒封禅泰山,在一系列的“前戏”预热下,景德五年(1008年)十月,宋真宗最终启程前往泰山封禅,而他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封禅泰山的皇帝。

在王旦看来,他配合皇帝演完了封禅泰山这一出大戏,他原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想到的是,宋真宗却上瘾了,而阿谀奉承之徒则不断地向宋真宗“争奏祥瑞,竞献赞颂”。

就在封禅泰山三年后,1011年,宋真宗又到山西汾阳去行“祭祀后土”大礼,这也与封禅泰山一起并称“东封西祀”;再七年后,宋真宗又前往亳州(今安徽亳州)明道宫祭祀太上老君。

而从1008年的这场造神运动开始,此后一直到1022年宋真宗去世,赵恒一直痴迷于这种“竞献祥瑞”的“天书政治”之中难以自拔,为了让各种祭祀和封禅顺利进行,宋真宗则大规模向臣下赏赐,其中仅仅封禅泰山,前后就共耗费八百多万贯;西祀汾阴,耗资更达九百多万贯;而为了营造玉清昭应宫,仅仅塑造三座神像就用了金一万两、银五千两,在这种大规模的造神运动折腾下,到了宋真宗晚年,北宋“内之蓄藏,稍已空尽”。

于是,在“天书”政治中找到折腾快感的宋真宗赵恒,开始在最初的谎言中自我沉醉,在这位偶然上位的皇帝看来,当皇帝太苦,如他伯父宋太祖赵匡胤和父亲宋太宗赵光义一般开疆拓土、打打杀杀、阴谋诡计的日子,对他这位一位始终长在深宫、读着儒家典籍长大的皇子来说,他已经厌倦了履行帝王的职责,而这种沉迷于“天书”政治的胡闹折腾,反而给了他一种太平盛世的自我快感,在后来,宋真宗甚至寄望于道家长生不老的养生仙术,希望能得到一种脱离现实的虚幻生活。

宰相王旦则始终闷闷不乐,他不像自己的前任李沆、寇准一般强硬,而在寇准因为刚硬强直被贬黜流放后,王旦更加收敛了自己的心声,只是每每接到要为宋真宗的新祭祀仪式奔走的旨意后,史书记载王旦经常“悒悒不乐”,越到后面,他才越明白前任宰相李沆说的,如果不让皇帝知道四方艰难,“那么皇帝就会动土木、兴甲兵,向宗祠求福”的警告意义所在。

而宋真宗尽管热衷造神运动,但对于内政也仍然保持着一丝清醒,并始终让王旦等正直的朝臣在位,以牵制王钦若、丁谓等“五鬼”干政,也因此,宋真宗尽管在后期行事荒诞,但北宋仍然得以稳定发展,到了宋真宗病逝前一年的1021年,北宋全国财收达到了15085万贯,岁入甚至比盛唐时期还要高出七倍以上,尽管国库因为多年的造神运动损耗巨大,但活跃的经济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而当年(1021年)北宋全国的户口,也达到了867万户,比他即位前增加了416万户。

到了1022年,常年痴迷于造神运动的宋真宗最终去世,享年55岁,他死后,他的妻子、掌控朝政的太后刘娥以宋仁宗的名义,下令将“天书”封进他下葬的永定陵,至此,这场在北宋历史上耗时达14年之久的造神运动终于落下帷幕,对此,《宋史·真宗纪》评价说:“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明代的李贽则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

对于君王来说,瞎折腾和自我沉醉,或许也是一种深层的自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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