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
在印尼一晃已经两个月了，因为地区限制，中国能用的视频网站无例外都看不了电影，只给出一句提示“您所在的地区因为版权显示无法播放”，只能用Youtube打发一些无聊的时间，看一些类似于徐锦江早些年的香港电影，直到在打羽毛球的时候认识了一个新朋友，推荐了个超牛的无国界的电影网站，才有了下面的观后感，在这里也推荐给所有在海外的华人，多瑙影院。
言归正题
有些电影是用来娱乐的，有些电影是用来记住的，《我不是药神》就是一部用来记住的电影。作为一个80后，电影的很多情节紧紧把我抓住，病人吃不起药、老人向警察求助、警察内心的挣扎等。每一个片段都深深刺痛我的心底，感慨电影中的情节是这么的触动人心。看过电影的朋友一定对徐峥扮演的陆勇印象深刻，下面老俍就来说说陆勇的真实故事。
陆勇于1968年出生在江苏无锡市的一个殷实之家。通过自己的的不断努力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两年后，陆勇所创办的纺织厂欣欣向荣，但他本人却遇上了一件天大的难事──他得了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普及一下什么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在百度词条上是这样写的：
这种病分为三个阶段，慢性期、 加速期和急变期。
在慢性期间还可以通过使用羟基尿、干扰素或格列卫等药物维持生命，但在加速期和急变期的时候这些药物已经无力回天，此时需要更加强烈的方案，要么通过骨髓移植，要么就清除白血病细胞，恢复骨髓造血功能或回到慢性期，也就是所谓的化疗（但治标不治本，只能暂时延缓病情）。
化疗有多痛苦，我们哪怕未曾亲身经历过，也会通过病人的描述而感到切身的难过，但许多病人便是通过这生不如死的治疗，去寻求虚无缥缈的生之希望。
《我不是药神》中，吕受益的角色正是如此，他家财散尽，付不起昂贵的格列卫来维系生命，病情从慢性期演化到急变期，因为没有合适骨髓移植，只能通过化疗来尽量延续自己的生命。
在等待合适骨髓移植的过程中，通过医生建议，陆勇选择服用瑞士产“格列卫” 来控制病情，但在两年后，因为“格列卫” 的昂贵药价和各种其它医疗支出，陆勇家中积攒多年的百万存款已经开销大半。
在生的迫切下，陆勇不得不再次奔波寻找新的治疗方式，阴差阳错之下，他偶然从韩国病友的口中得知了印度“格列卫”的存在。
印度“格列卫”与瑞士“格列卫” 药性相似度达99.9% ，但两者之间的价格鸿沟可谓是天差地别，前者一瓶只需4000元，后者却要2.35万元。
原因就在于印度“格列卫”是通过印度政府启用的“强制许可制度”为穷人所制造的仿制药，直接绕过专利权这一环节被世界贸易组织所认可。
无数家庭因为瑞士“格列卫” 的高昂药价而倾家荡产，病急乱投医去相信那些所谓的神仙假药，反倒令患者痛不欲生。
《我不是药神》中就出现了这个桥段，王砚辉饰演的张长林打着“格列卫”的名号，兜售比起程勇更加便宜的真正假药，骗取那些买不起正版“格列卫”患者的钱。
虽然最终被程勇所搅场，但现实中还有千千万万个像张长林这样的人在卖着这样的黑心假药。
意识到这点的陆勇，在服用印度“格列卫”一两个月、确认无副作用后，他在病友群内分享了关于自己服用印度“格列卫”仿制药的经历，并在其中详细介绍自己如何买药的过程。
有不少患者因为不熟识英语而找上陆勇，寻求他的帮助，替人买药便渐渐成了陆勇的副职。《我不是药神》中，为了制造戏剧冲突，一开始程勇在替人买药的同时还赚取暴利，直到后来才醒悟。但在现实中，陆勇并没有这样做。
陆勇知道自己的家境还算是殷实，但还是差点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所压垮，世上不知还有多少更加穷苦的人为了不拖累家人而放弃生的希望，就像黄毛。
一个人远离家乡，独自打工多年，只因自己身染重病，不想成为家人的累赘。
但哪怕是黄毛在调侃地说着，我家里人可能以为我已经死了的时候，也能从他年轻而又炽热的眼中感受他对于家的思念，能够不再孤独一人的奢求和活着的渴望。
“他才二十岁，他想要活命有什么罪。”
陆勇接触到的许多“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便是如此。
他由衷的说： “说实话，我家里条件比较好，自己也开厂，不需要靠这个牟利。所以做这件事，完全是为了帮助病友。”
于是，在他的帮助下，成百上千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而在这数年间他也慢慢积攒出名气，被诸多病友尊称为“药神”。
但在2013年，因曾向银行卡贩卖团伙购买银行卡以便向印度制药公司汇款，陆勇被警方一并抓获。
一年多后， 陆勇被湖南沅江市人民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的罪名提起公诉，一度面临数年甚至十几年牢狱生活的他一直坚称自己是无罪的。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扼于风雪。”
一封有着1002名病友签名的联名求情信就在这时被递交到了检察院，就像电影最后那一排排护送程勇离开的病人一样，点燃了生命之光。
陆勇在冷冰冰的看守所里待了整整117天。
最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检察院认为其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对“撤回起诉”做出裁定，决定不起诉，陆勇避免了“牢狱之灾”。
陆勇深信自己所作所为，能够改变一些东西。
事实上，他也真的做到了。
如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相关药品进入医保、仿制药价格不断下降，曾经一个月要花费2万余元买药，如今只要三四千元就可以维持一年用量。
“总有人不愿成熄灭的灯柱，要做那唯一的光。”
陆勇便是如此，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做成千上万病友的指路明灯。
面对争议和不理解，陆勇孤军奋战。
现实生活中的他，没有黄毛、没有思慧、没有受益，也没有刘牧师，只有他一个人，但陆勇也明白，他是许多家庭的唯一希望。
所以这份执着他坚持了很久很久，从2004年到2018年，已经整整14年。
如果按中国人平均70年寿命来算的话，陆勇起码有五分之一的人生都投入到了那些“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病友们中来。
我们需要陆勇这样的人，
同时也需要《我不是药神》这样的电影。
它让我们看到在这“小时代”的浮华之下，还有着这样的人在顽强地活着。
它不歌颂权贵，也不歌颂超级英雄，它只歌颂我们身边的事情，歌颂普通人的平凡之光。它很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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